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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宪政的主要构成要素是民主、法治、限制权力和保障基本权利等内容，因此，抽象笼统地否定宪政，在国际社会难免被解说为否定这些具体的正面价值，造成一些不必要的误解。

常务委员会根据报告，可以作出相应的决议、决定。调查权与司法权的界限须在界定司法权本质属性或者核心职权的前提下确定调查权是否逾越宪法界限，侵害司法独立。

[18]唐晓：《论美国国会的调查权》，载《外交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全国人大议事规则》第47条第二款规定：调查委员会在调查过程中，可以不公布调查的情况和材料。宪法第126条规定排除限制的范围既包括监督权，也包括调查权。根据宪法第71条第一款的规定，调查权的调查对象是特定问题，并未就问题的类型加以限定，即调查权所调查的特定问题可以针对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公民或者是涉及多个主体的特定事件。第58条规定全国人大行使立法权。

依据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以下简称《全国人大议事规则》，《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以下简称《各级人大常委会监督法》）分别于第六章、第七章专章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调查权。前文指出，调查权不等于调查，人大代表就某一问题和事项的调查是其运行监督的方式，这既是由宪法本身的结构、意图、调查权的历史决定的，也是由调查的主体、组织、程序、法律效力等决定的，不容曲解或者任意扩大调查权的含义。但是这些举措并没有跳出中国宪法已经传递出的各种制度设想，设想中的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在实践中却是由人民民主的实践来指导党内民主，各级党委实际上是在向人大、向行政机关学习，实际上是宪法规定的人民民主在带动党章规定的党内民主。

对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独立地位的规定，又可以成为讨论中国宪法对司法独立原则接受的起点。除去理论上难以解决的矛盾，实践证明，自卫民主权力的行使是一种高度政治化的行为，在实践中始终存在被政治投机利用的情况。尤其是对于现代宪法的第一原则保护公民基本权利、实现人的尊严，中国宪法的文本在基本上涵盖了所有作为第一代基本权利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同时，又以其对第二代权利即公民经济和社会权利的丰富规定而更具有现代化的色彩。五、余论：谁的共识？ 宪法共识一词不仅是个有歧义更是一个残缺的词语。

[28]协商联合民主的实践也进一步在其他存在严重社会分裂的国家和地区的制宪过程中被成功运用，例如北爱尔兰和平协议中就采取了大量的协商联合民主的实践。对国家权力配置机制的规定。

因此所谓共识，是作为认识主体的不同的人对作为相同认识客体的客观世界相同的反映。宪法文本规定通常分为宪法价值目标与国家权力配置机制两部分，宪法共识一词进一步地会产生四方面的共识含义。由于这两种含义的存在，就会使宪法共识一词的客体不明确。但是在国家权力配置和运行机制上，从目前的争论来看，对中国宪法文本的解读则无法获得共识。

[23]我们深知全能的神所创造的心灵是自由的。《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4页。只不过欧美国家宪法规范逻辑的推演和民主实践的经验都证明在宪法秩序中不实行后三条原则的话，更高的宪法价值目标就无法实现，因此后三项原则也成为了欧美宪法规范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一切有世俗的惩罚或负担或剥夺公民资格来影响心灵的企图，只会养成虚伪和卑鄙的恶习……《建立宗教自由法案（1779年）》，[美]托马斯?杰斐逊：《杰斐逊选集》，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96页。

而在文本解读过程中，对保护人权、人民主权、责任政府、行政法治这四项原则的文本共识，可能在实践中却没有了共识。在这一过程中，寻找共识的难度只会越来越大。

现代宪法的根本任务是保护公民基本权利、实现人的尊严，这也是宪法的根本价值目标。出于对战后西德民主制度重建的不自信，为了保卫自由民主的基本秩序，《基本法》条文规定了某些基本权利的行使范围限制，当这些基本权利的行使者突破这些限制时，将会面临被剥夺基本权利、取缔社团或取缔政党三种宪法惩罚措施。

第9条第2款规定，社团的目的和活动违反宪法秩序或破坏民主和睦的应当被取缔。在任何国家都存在的违宪现象使得这两种共识能够相互保持一定的分离状态，各自独立存在。关键词:  宪法共识，宪法价值，宪法实施，宪法改革 一、导言：宪法共识的两种字面含义 共识一词并非中国宪法文本的用语，在目前中国还不存在实质运作的宪法解释机制的情况下，我们只好求助于权威词典的解释来尝试确定该词的含义。[33]例如1956年，毛泽东提到：是否可以依照人民代表大会的办法，设党的常任代表。例如美国联邦宪法的制定过程，权利法案是以修正案的形式进入宪法文本。无产阶级的统治将使它们更快地消失。

当2004年欧盟宪法条约对这种权力配置机制做出重大调整时，例如以有效共识原则取代过去的一致同意原则作为欧盟决策机制的基本原则时，欧盟宪法条约被法国和荷兰的选民在公投中拒绝，成为了欧盟一体化宪法改革进程中的一次重大挫折。对中国宪法的价值目标，在文本解读中并不存在太大争议，争议更多地集中于中国宪法文本规定的国家权力配置机制。

但这并不意味着，现行中国宪法文本在中国宪法制度的发展和改革中可以被抛在一边，相反，现行宪法文本应当成为宪法改革的起点。而后一种含义更多地着眼于这种理想化的规范体系在现实中实现程度的描述，是一种从概念、理论走向经验与实践的结果。

例如，对人的尊严的保护在实践中也需要通过对个人物质和精神利益的满足来实现，从中将经常引起与资源的获得与分配有关的现实问题，在剥离基本权利理论与制度实践的道德内涵之后，剩下有关制度安排的内容同样与国家权力的配置与运作存在密切联系。摘要:  宪法共识一词极少出现在任何国家的宪法文本规定中，也不是中国宪法文本的用语。

在汉语语境下，宪法共识同时具有对宪法文本的共识与对宪法实施的共识两种含义。责任政府，第3条：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但是为了实现该目标，现代宪法在对公民基本权利作出明文阐释、从而细化这一价值目标内涵的同时，又需要对国家权力的配置和运行做出规定，以此来防止国家权力损害基本权利，并激励国家权力尽可能发挥出实现这些基本权利的作用。注释: 本文是中国宪法学研究会2013年会发言论文。

宪法文本对基本权利的高度形式化的抽象规定也有利于社会不同群体的各自解读。这也将决定对国家权力配置机制的共识在整个宪法共识中的核心作用。

[5]在同时缺乏两种共识的情况下，中国宪法实施的境况自然不容乐观。同任何法律一样，宪法也是无法自动实施的。

这就使得各项基本权利甚至各项宪法基本原则内涵和外延都具有高度的弹性，相互之间存在冲突的可能。[30]前文提及，对宪政的概念提出质疑者多在宪法政党制度上存在疑问。

邓小平在中共八大修改党章的报告中也说：（为了）把党的民主生活提高到更高的水平，党中央委员会在党章草案中，决定采取一项根本的改革，就是把党的全国的、省一级和县一级的代表大会，都改作常任制，多少类似于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那样。由于实践中的共识本身是真实实践的写照，此时，共识与实践已经同一化了，共识不再是实践的指导，而是实践的结果。[25]Horst Meier, Parteiverbot und demokratische Republik: Zur Interpretation und Kritik von Art.21 Abs.2 des Grundgesetzes, Baden-Baden: Nosmos 1993. [26] BVerfGE 107,339; Flemming, Das NPD-Verbotsverfahren: Vom Aufstands der Anst?ndigen zum ，Aufstand der Unf?higen,BBaden-Baden: Nomos 2004. [27] Axend Lijphart, Consociational Democracy,21（1969） World Politics, pp.207-225. [28]程迈：在社会分裂中求得政治稳定——李帕特协商联合民主理论评述，载《环球法律评论》2011年第2期。例如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的选举中，加大候选人与当选人的差额，提高竞选的竞争度。

在什么前提条件下，这种对宪法文本的共识可以转换成指导宪法实施的共识。在对中国宪法文本共识的讨论中，欧美国家的宪法规范体系与中国宪法的不同是一个争议的热点。

进入专题： 宪法共识 宪法价值 宪法实施 宪法改革 。目前中国宪法文本中的国家权力配置机制已经得到了一定的实施，为人们所了解，可以成为进一步宪法改革的参照物。

其实中国宪法与欧美宪法的规范体系存在交叉甚至重合的地方并不限于这七项。面对这些超越于世俗政治生活之上的话题，现代宪法在调控并不具有道德最高性的国家组织时，对这些超越性的话题也保持一定的回避态度，因此思想自由、宗教宽容等原则也是现代宪法文本中常见的规定，在这些原则的背后，则是宪法面对社会生活的价值中立与多元主义原则。